参考下：
洪秀全死因之迷
清同治三年四月二十七日（1864·6·1），正值太平天国首都天京（今南京）在清军围攻下发发可危之际，大平天国首领洪秀全死于城内天王府，享年五十一岁。关于其死因，史学界有不同看法。
在本世纪六十年代以前，大多数人认为，洪秀全是自杀身亡。李秀成是后期太平天国的主要将领，洪秀全去世时，他在天京主持天京保卫战，对天王府的情况当有较确切的了解。曾国藩刊刻的《李秀成自述》中，言及洪秀全之死：天王（洪秀全）斯时焦急，日日烦躁，即以四月二十七日服毒而亡。洪仁玕是后期太平天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。他被清军捕获后曾写下《洪仁玕自述》，其后半部分中说：天王之自杀，更令全局混乱。太平天国的对手、湘军首领曾国藩在同年六月二十三日（7．26）的奏稿中说：首逆洪秀全实系本年五月间，官军猛攻时，服毒而死。同年七月初七日又奏称：有伪宫婢者，系道州黄姓女子，即手埋逆尸者也，臣亲加讯问，据供，洪秀全生前，经年不见臣僚，四月二十七日因官军急攻，服毒身死，秘不发丧。而城里群贼，城外官兵，宣传已遍，十余日始行宣布。根据上述资料，大多史家认为洪秀全系服毒自杀。郭廷以说洪秀全之死，以服毒说为近真；简又文在《太平天国全史》中指出，洪秀全自杀是事实；罗尔纲《太平天国史稿》根据《李秀成自述》内容，认为洪秀全四月十九日（天历，即1864．6．1）服毒逝世。但当时的学者对洪秀全自杀说，已有一定程度的怀疑。
六十年代初，藏在曾国藩家中达一百多年的《湘乡曾八本堂·李秀成亲供手迹》正式影印发行，其中明确记述洪秀全是病死的：此时大概三月将尾，四月将初之候，斯时我在东门城上，天王斯时已病甚重，四月二十一日（天历）而故。此人之病，不食药方，任病任好，不好亦不服药也。是以四月二十一日而亡。……天王之病，因食咁露病起，又不肯食药方，故而死也。有学者指出，这一记述当是可靠的，因为曾国藩刊刻的《李秀成自述》，是经曾国藩篡改过的。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《能静居士日记》七月初七日条中说：中堂（指曾国藩）嘱余看李秀成供，改定咨送军机处，傍晚始毕。曾国藩把李秀成供稿呈送军机处时曾说：李秀成之供词，文理不甚通适，而情事真确，仅钞送军机处，以备查考。由此可知，曾国藩所出示的李秀成供稿，是被改定过的。由于他在此前的两份奏稿中，都谈及洪秀全自杀之事，所以把李秀成供词中洪秀全病死改定为自杀，当在情理之中。《洪仁玕自述》的后半部分中说洪秀全自杀，恐非洪仁玕本意，因为后半部分是由外人译出，原稿已失。外人在翻译时受《李秀成自述》刊刻本影响，是极有可能的。值得注意的是，《洪仁玕自述》前半部分，是出自洪仁玕供词原稿，其中有至今年四月十九（天历），我主老天王卧病二旬升天。此说应较可信。幼天王洪福瑱（洪天贵福）在自述中曰：本年四月十九日，老天王病死了。二十四日（天历）众臣子扶我登极。赵烈文《能静居士日记》五月初六日条记：闻探报禀称，逆首洪秀全已于四月甘八日病死（彼中之四月二十日）。自从《李自成亲供手迹》发行后，大多数学者都确信洪秀全是病死的。
对洪秀全历史评价的多维度剖析
洪秀全，太平天国运动的领军人物，其历史形象长久以来在英雄与罪人之间摇摆不定。通过审视其生平的各个阶段及所留下的历史印记，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辩证的思考：
一、反封建斗争的光辉篇章
底层民众的引领者：洪秀全创立的拜上帝会，巧妙融合了基督教的平等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，提出了田地共耕、财富共用的乌托邦式愿景，这一理念直接冲击了清朝的封建土地所有制。他早期的起义口号，与广大农民阶级渴望摆脱压迫的呼声不谋而合，引领了19世纪中国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。
民族尊严的捍卫者：在面对英国提出的平分中国的无理要求时，洪秀全坚决予以拒绝，并痛斥此为引狼入室，将给民族带来深重灾难。这一立场与清政府的屈辱外交形成了鲜明对比，也为后来的革命先驱如孙中山所敬仰，被视为民族气节的典范。
二、统治实践的争议与反思
权力腐蚀与制度瓦解：定都南京后，洪秀全逐渐沉迷于个人的享乐之中，长达11年未离开天京城。他在天王府内蓄养大量女性，推行严苛的夫妻分居政策，背离了早期的平等承诺。更为严重的是，他为了巩固个人权力，不惜对杨秀清等核心领导成员进行清洗，导致太平天国内部矛盾激化，力量严重削弱。
民生灾难与理想破灭：太平军在占领地区实行了残酷的收编政策，强迫百姓变卖家产、焚毁房屋，并以严酷的刑罚控制军民。这一系列举措导致大量平民流离失所，洪秀全所标榜的理想国也逐渐变质为军事集权的工具。
三、历史评价的深度挖掘
革命先驱的精神遗产：孙中山曾自比为洪秀全第二，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揭露了封建制度的腐朽本质，为辛亥革命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蒙。太平天国运动所展现的反封建、反殖民的双重斗争属性，在20世纪被赋予了民族革命的精神内涵。
历史局限的客观评价：洪秀全的科举失利经历以及神秘主义倾向，使得他的改革纲领中掺杂了宗教狂热和个人私欲。太平天国后期的政策严重脱离实际，导致了约2000万人口的损失，成为近代中国最为惨烈的内战之一。
总结而言，洪秀全的历史形象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时代镜像。他既是封建制度的勇敢批判者，也是民族利益的坚定捍卫者；但同时，他也是一个军事独裁者和宗教狂热分子，其统治方式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与不安。这种矛盾性正是19世纪中国社会转型困境的生动写照——在旧制度崩塌与新秩序探索的激烈碰撞中，洪秀全既是被压迫者的代言人，也成为了新压迫体系的构建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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